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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卷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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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入我梦,明我常相忆。 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 电影或常在,路远不可犹。 行走于影像和文字,或许最终的世界会崩坏,但在此之前还有很久。 有人嘲笑我們的不成熟,嘲笑我們的單純,卻不明白正是這種不成熟和單純才是一個極端功利化的世俗社會最好的解毒劑。失去了單純、不成熟,一個只剩下世故,只會權衡利弊得失的民族,是不可救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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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不懂的话语权》—徐浩峰  

2014-02-24 09:47:0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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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上的第一堂剧作课,是谢飞老师推着他的二八大车,带全班同学去菜市场观察生活。
老师们骑自行车的时代过去后,对现今的电影,也越来越不能理解。例如,学艺期受的剧作教育,是“口是心非”方为台词,现今以此原则写就的得意之笔,常遭病垢,要求作出“再直白些”的修改。
提出反抗,会遭到“观众不懂”的回击。“观众”这个概念,很像六十年代的“人民”一词。“观众不懂”和“人民不答应”,这一对话语,可以摧毁一切。在我阅读的范围里,还没有看到一个聪明人能想出应对的话。
在一个“再直白些”的年代,艺术观念发生着巨变,如能变出新东西也好,但百年历史里的巨变,往往只是变没了。
我这一代人的大学教育严重贬值,甚至是负值,已成型的审美趣味成为生存的障碍。音乐美术文学等艺术门类,对于受众,是有要求的,即是有审美素养的人,回想第一次入音乐厅第一次入画厅,必有忐忑。
可悲的,我们的师辈把电影设定到绘画音乐的高度。现今,市场的多数操纵者们将电影观众设定为无知无识的人。商业霸权体现在以最低标准办事,最低标准下,无理可讲。 小学受到的义务教育,大众都是聪慧、有道德、有思想者,所以推翻统治阶级是合理的。而今的电影观众定位,则将大众定位为愚蠢、粗俗、无要求的一群人,没理由推翻任何东西。 大众的定义变了,剧作的定义也变了。八十年大陆的电影观念,完成了法国纪实美学和苏联诗电影的融合,从学理上讲,两者是融不到一块去的,而是二者激活了国人原有的审美,借二者说事,在剧作法和影像上皆有创举,格调之高,原本有日本战后电影黄金期的迹象,建立起民族电影语汇、出现众多个人成就者。
才子无杰作,是文艺之哀。有才华者的探索之路,往往被生硬打断。经济的摧毁性,大于政治。
日本电影黄金期,基于社会要重建民族自信的心理,寻找民族优质,成为最大的商业元素。日本也有此传统,1904年日俄战争前夕,忙忙叨叨地伪造了武士道,一路增强,而之前,武士是低级官僚,大众崇拜的是中国人和自称有刘邦血统的日本贵族。
日本没有武士传统,从他们的武圣——宫本武藏聊聊无几的历史记录,便可看出,那是一个被历史忽略不计的人,小人物。伪造武士道,只为给传统文化找一个向大众传播的载体。总之,他们成功了,确立了民族优质。
而八十年代至今的电影实践,则是以抹杀民族优质为前提的,一直在学港片、美国片里的商业元素,我们如此热衷于元素,出现了《电影元素》、《戏剧元素》等流行书,只顾偷招,总爱找现成便宜,放弃了思索和传统。
加上我们百年来的习惯动作,不是确立民族优质,而是诋毁民族优质,五四以来的名人,都在做民族批判。几位导演有建立民族优质的自觉,但上上下下都没有这个需求,没有大方向的共识和热情,也就无力了,整体迷失。
八十年代有一场非常奇怪的文艺论战,文艺片和商业片之争。两个概念,本没什么好争的,也是借二者来说事,从文字记录上看,师辈们之所以热烈欢迎商业片时代到来,是企图借市场势力,为创作争取更大空间,想在“商业原则”下藏身,以“观众不答应”为自己撑腰。
可惜滚滚而来的商业,如此低端,辜负了纯真善良的师辈们的厚望。
“观众不答应”的话语权,落在了商家手里,资方和制片方往往具备“比你更懂电影”的姿态,是现今影视圈的常态。好莱坞的电影体系,导演多是执行导演,剧本定型权、剪接权和选角权在制片人手里——创作者受压制,是有雄厚理论依据的,他们喜欢这样。
但我们整体上还不是好莱坞,美国也非世界唯一标准。清末以来,对国外理论断章取义,是人们为自己谋权谋利的主要手段,比如晚清重臣张之洞就认为,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不是思想自由,而是诸子是故作偏激,他们博名谋利,在错乱学问。人人谋私利的时代,是没有学问的。而一个没有学问的时代,不可能有文艺,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商业,只会贪污,算什么商业?
电影是个什么东西呢?是文化的最低台阶,二战结束后,巴赞感慨,坏了,才几年时间,法国青年没文化了,赶紧办电影沙龙,视为恢复法国文化的一步棋。
他高抬电影,是在法国没文化的大前提下。我们不用把电影抬得那么高,但也得明白最低的台阶也是个台阶。电影里最大的商业元素,是心灵需求,对思想性的追求、对审美形式感的追求——好莱坞的明星理念属于形式感的一部分,大牌明星都以时代新人、新审美代言人的姿态出现,不单是长得漂亮。
导演和剧作的本质,是形式感的艺术,但我们总是以外行的眼光学好莱坞,以明星多寡、老套桥段的成功率,来诋毁形式感更新。电影是世俗艺术,世俗不等于庸俗,世俗是要自我演进和自我沉淀的,把握住这个脉,才能体现制片人和导演的专业性。
或许,现今的电影不需要专业?
我们跟世俗总有一层隔阂,总做内心最不需要的东西,然后称之为商业片。那么,资方制片方“再直白些”的要求,就可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现今的电影不是电影。
是明星秀、清凉秀、堂会?
叙事艺术的本质是研讨一个“以何种方式活下去”的问题,重要的是方式,在一个“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地域,叙事艺术是不存在的,只能写写抒情散文。俞平伯认为《红楼梦》是二流小说,引起诸方震怒,不知老先生指的是什么。
十年来,古装大片的答案都是“赖活者称霸世界”,今年的《铜雀台》作出有力总结,连曹操都不耐烦地死了,存活的都是小人。十年,我们没能想出一条活路。
活,而无方式要求,即为赖活。
需要解释一下“口是心非,方为台词”,这是从生活经验里提炼出的艺术原则。生活里,人人皆口是心非,即便用意是真实的,用词也经过了伪饰,因为人跟人交往是有分寸感的,毕竟不是自己跟自己说话。
台词,即是打折。通过被扣掉的部分,我们得到了更多的信息,得以测知人物关系、处境、内心强度,情节演进上,也有了多重层次。
看电影毕竟不是看犯人供词,半猜半蒙,才是叙事——而这种传统,在现今是不成立的,现今的电影“美学”要求,内心、用意、用词三者高度统一,台词只反映单一的信息,人物跟人之间都呈现撕破脸之后的吵架词汇——直指人心,方为好台词。
好的标准,是“这下观众懂了”。其实剧本审定者,往往没有看剧本的能力,剧本是不完善的文字形式,专供内行人看的,因为内行人有共识,有补充想象的专业能力。毕竟电影的最终形态是视听,不是文字。
而一个剧本,常人能看懂的信息,就是台词了,外行的剧本审定者,便会要求从台词上看出一切,否则就是表达不清,剧本没水平。要一个局部性的东西,承担起整体,是没法完成的任务。
但剧本审定者有制片方赋予的权力,剧作家为早点拿到片酬,只好曲以委蛇,写下直指人心的台词。一旦以这种台词作为影片拍摄的前提,导演工作会陷入巨大麻烦,每一个合理的修动,都会变成不尊重制片,最终屈服的总是导演。
明明一个会造成商业后果不良的东西,被说成了商业保障,导演为拯救影片的修改,变成了商业冒险——导演没法负这个责任。
电影是群体合作的艺术,历史证明,交流的成本过高后,便是一场哄闹。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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